中国“大师瓷”逐渐走向衰落？王者何时归？

　　 　　中国瓷逐渐走向衰落？ 　　 　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艺系主任郑宁说，在唐以前，上层人士多使用铜器，下层百姓多使用陶瓷，瓷器的烧造完全是民间自发的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和普及。到了唐朝，经济的发展使得铜币不够用了，铜被禁止用以日用，瓷器代替了铜器，迅速发展普及起来。这为宋瓷的巅峰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，加上宋代理学和禅宗思想的发展，典雅、质朴、含蓄的审美影响着当时的陶瓷工匠，他们崇尚质朴，鄙视过分的人工雕饰，五大名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。这种审美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日本、韩国的陶艺风格。 　　 　　至于明清瓷器，郑宁认为，中国历代的瓷器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如宋的典雅，元的奔放，明的简约，清的繁复。明朝很多时候是在仿宋，但不再刻意追求精神境界，美学高度与宋朝无法相比，但彩绘的出现为中国瓷器发展出一条新路。清朝事实上是中国陶瓷工艺技术水平**高峰的阶段，当时的瓷器胎质缜密，釉质细润，法国人雷奈·格鲁赛就认为，清朝的雕塑和绘画明显衰落，陶瓷却是**的顶峰。乾隆后期，中国瓷器逐渐走向衰落。 　　 　　吕品昌也认为，宋元之后，尽管每个朝代都有灿烂的作品出现，但是从历史的角度，特别是从美的创造性来看，瓷器创造性发展进程大大放缓了，元以后一直到清，包括器形、装饰、创新的力度在减缓，尽管在样式上不断有增有减，但从创新的角度衡量，是一直在滑坡。创造力的减弱，被吕品昌认为是因为匠人因循守旧，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对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问题研究不够，而遵守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有吃有喝，他们也没有再去创造的压力。当下的传统陶瓷产区如景德镇、宜兴、醴陵等都存在同样问题。 　　 　　陈海波对于吕品昌的看法表示认同，他指出，今天当代“大师瓷”的症结也在于此。例如，同样是块瓷板，珠山八友可以在上面诗书画印，而当代的大师不要说吟诗一首，很多人书法都写不好，面临很大的问题。但是，今天很多艺术家都做瓷绘，其中包括没有绘画基础的，只是在那里描。表面上看，继承得很风光，实际上，真正好的艺术品并不多。 　　 　　王者能否归来？ 　　 　　一个很让人郁闷的现实是，中国瓷器曾经是欧洲贵族才用得起的东西，而现在，随便一个欧洲餐馆都有可能把中国瓷器当做一次性餐具随意处置。对于当代中国艺术陶瓷来说，昔日王者归来，还需要什么呢？ 　　 　　按照吕品昌的想法，这个答案是这样的：“从中国陶瓷的高峰来看，个性追求和思想境界，原创的精神都是构成高峰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不管哪个时代，我们都需要大师，只是看我们的大师能不能把重点放在原创精神和作品的思想追求上。” 　　 　　20多年前，吕品昌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时，就曾把传统经典器形的瓷器进行摔打和扭曲，用碎片重新组合成他所认为的艺术品。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，吕品昌的行为简直就是胡闹，而在此后攻读硕士学位时，吕品昌将“胡闹”进行到底——他把历来视为大忌的陶瓷缺陷，如“釉裂”“气泡”和“黑点”等放大到极致。之所以有如此举动，是因其发现当时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们沉浸在传统技艺氛围中，缺乏创新；而其“胡闹”的作品正是其内心的写照。 　　 　　其实，在吕品昌开始“胡闹”之前30多年，西方的当代艺术陶瓷就已经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的“胡闹”。1954年，奥克兰加州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彼特·沃克思在美国发起了“奥蒂斯革命”。这场“革命”的内容就是要陶瓷完全脱离日用品的束缚，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，变身为纯粹的艺术品。同样在1954年，日本人八木一夫创作出了《萨姆萨先生的散步》，改变了花器的本质，使其不再实用，而纯粹成为一种造型。八木一夫的创造力，使得陶瓷从传统实用领域上升到纯精神领域，确定了陶瓷艺术的地位。可以说，吕品昌的陶瓷“胡闹”更像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与国际接轨，至少也是在试图与全球当代艺术陶瓷站在同一个层面上。 　　 　　“从内心出发，把自己的思想和个性赋与陶瓷，带来与传统陶瓷迥然不同的东西，这是当代艺术陶瓷在全球划时代的潮流。”吕品昌说。